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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母校--医疗系1954届 陈兴安

发布日期: 2019-03-27

 

感恩图报在于行

    我出身在旧社会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外语系,全家生活靠父亲薪酬维持。父亲解放前夕供职于中华火柴原料公司,后因公司倒闭而失业,家境顿时陷入困境,全家八口人难求温饱,但双亲对子女的教育十分重视,即便贷款也不使我们辍学。家庭生活是我真正感到艰辛,更感恩父母的不易。解放后父亲由政府安排到上海吴淞中学执教,有了稳定的收入,全家生活也稍有改善。1950年我由上海圣约翰大学医预二年级转考入北医医疗系本科后,通过民主评议,我获得甲等助学金,免去全部学费、住宿费、饭费,每月还获得10元补贴,这就解决了我学习的后顾之忧。我从心底里感激党和人民,决心努力学习,以优异的成绩,学成后报效国家。

    入学后第一年暑假,我随中央卫生调查访问团前往原平原省革命老根据地访问,所见所闻给了我强烈的震撼,使我的思想由此转变到“为人民服务”上来。第二年暑假我再次参加中央派赴原平原省博爱县医疗队,同年加入中国青年团。当时北医还推行“劳卫制锻炼”。学生得都参加3000米长跑考核,13分钟才能合格,这个标准可不低。那时的北医操场上,下午下课后总是挤满锻炼的人。我因积极参与、成绩突出、经北医团委推荐于1952年在《北京日报》上发表了《劳卫制锻炼使我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文章。我感悟到“人的一生决不是平坦的,在困难坎坷向你伸出援手的人和事要感恩图报,决不能忘恩负义。”

 

军校经历使我进一步成长

    1954年毕业后,母校的三次分配和培养,促使我走上了放射卫生的道路,成为我坚持终生、不懈奋斗的事业。1954年毕业后,我成为北医公卫系苏联劳动卫生专家卡姆恰特诺夫的研究生,正式从临床医学专业转到预防医学方向,跟随“红色专家”学习,听课、实习、谈话,接受新的科学知识。后应国际形势的要求,1956年卫生部决定在北医、上二医、福建医、山东医、安徽医、浙江医、沈阳医、哈医、四川医等10所高校成立军事医学教研组。从各校抽调1名青年助教赴上海第二军医大学总后防化防原军医师资训练班与40名部队学员一起进行了长达13个月的培训。在那段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部队生活中,我不但在学业上严格要求自己,而且每天坚持长达70分钟的包括长跑、游泳在内的体育锻炼,体重从60公斤增至70公斤,这为我日后长期辛勤工作打下了坚实健康的基础。在此期间,我聆听了一位少校对《辩证唯物主义》长达两个学期的讲授。这位老师的讲课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生动活泼、深入浅出,特别是在期末考试时要求大家结合自身的工作和学习的经历说说学习哲学的帮助。这种学习方式使我首次实实在在感受到了学习哲学的重要性,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期末考试得了5分。近年来,我在每次向青年师生介绍课题组成功经验时,一再强调学习哲学的重要,反复介绍我多年来遵照陈云同志关于“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反复,比较”的名言指导自己言行一生,并帮助我在科研工作中排除各种干扰的成功座右铭。这是和我在部队的这段经历分不开的。在该校结业前一个月,全班同学到南京高等等军军学院和北京防化兵学校见习,使我进一步看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祖国的强大,联系到我在解放前的遭遇,使我更深刻地认识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伟大真理,这为我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打下了牢固的政治思想基础。1958年国家大办原子能,我又成为中国科学院原子能所的进修生,从此一直从事放射卫生的教学与科研。

 

在母校确定了长远的科研方向

    对于一个科研工作者而言,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找到长远的科研方向。根据北京市放射性工作场所的需要,我领导教学小组开展了多年的放射性皮肤除沾染研究和X射线科的放射防护工作。但作为具有医学背景的放射卫生医师,深感上诉两方面的课题研究难以作为教学小组的长远科研方向。直到1968年,应冶金部的邀请,我参加了由工业卫生101、102和103三个教研组的8位教师组成的小分队深入湖南省水口山矿务局柏坊铜铀共生矿3个多月,实行多学科多层次协同作战,把矿工肺内吸入氡及其短寿命子体所致剂量与对矿工健康效应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初步弄清了该矿存在的放射卫生问题及其防治方法,深受矿山领导和工人的欢迎,使我从中得到启发,看到了放射卫生医师的用武之地,就是耍面向存在内照射问题的经济建设主战场,实行多学科联合作战,研究剂量效应关系及其防治措施。结合对北京市稀土矿场的大量调查和周内外文献的调研,再经教学小组内部的辩论和院外专家吴德昌院士的明确表态,最终支持我提出的面向稀土现场,根据现场需要寻找防治指标的提议。

    1974年明确了小组的长远科研方向:研究稀土作业工人吸入钍的健康效应及其防治措施。1980年起课题组先后深入包钢稀土铁共生矿16次:每次长达约2个月。同该矿职工医院临床医生以及安全科的同志协作,开展了长达25年的“吸入钍尘对矿工健康影响与防治措施的系列研究”,获得了我目前所在单位及其前身卫生部工业卫生实验所1965年成立至今的第一个国家科学进步二等奖。这项成果共有6项创新,其中最重要的创新是在国内外首先证明;长期吸入矿尘(致病源为SiO2和ThO2),经38.5年可以诱发矿工超额肺癌的发生,以及长期吸入天然钍和钍射气短寿命子体可以诱发肺癌。解决了美国科学家从1935年至1985年历时50年的研究所未能解决的核能领域和放射医学领域的一大难题。原美国毒理学会主席、美国医学科学院院士Mc·Clellan发来电子邮件认为“这是一项里程碑式的研究”。对此荣誉,我始终没有忘记北医原党委书记彭瑞聪同志反复强调的一席话,“搞卫生的绝对不能脱离现场,正如搞临床的不能离开病人”。根据回忆,我从1960年至2005年,深入各类放射性工作场所将近40个,为我们的科研方向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方向确定后,怎么才能使课题研究取得成功,我始终没有忘记在1963年北医举行的第一次科学研究经验交流会上,一位老教授介绍的宝贵经验:“科学研究不怕慢,只怕站”,这句话影响了我的一生。我对课题组工作抓得较紧,任何情况下不让大家闲下来。从1982年起至2005年23年间,我们课题组先后获得6项成果,是与上述老教授的宝贵经验分不开的。

 

改革开放,母校帮助我们走向世界

    1977年我所在的工业卫生102教研组由于取消了培养专科生的任务以及科研经费不足等原因,当时北医党委对我们组做出了“保留名称,人员分配”的决定。1978年2月经彭瑞聪等领导的批准,我调至卫生部工业卫生实验所,继续当时已在北医开展的呼出气中钍射气活度装置的研究。1979年12月我参加了卫生部举办的世界卫生组织出国人员全国考试。我所参加考试的4名同志只有我1人被录取。出国前的口语培训在卫生部工业卫生实验所无法完成,母校有关部门破例同意我参加了北医举办的长达8个月的口语培训班。有力地帮助我通过了赴美进修必须通过的Michigan English proficiency test,也帮助了我在出国前较好地完成了中华医学会和冶金部接待外国来访专家的口译任务。这些活动对于在美国能源部国立阿贡实验室人类放射生物中心的进修任务圆满完成帮助很大。1987年我得到了卫生部科教司2.2万美元和人民币1万元的资助(当时卫生部1000多名归国留学人员中只有5人获次重奖)以及被评为卫生部中青年突出贡献专家(1992年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这一切都是与母校上述支持分不开的。除此之外,我培养的3名硕士研究生的答辩和学位授予都是在北医完成的。根深才能叶茂,我之所以能在1985年当选为中国第一位国际放射防护委员会第二常委会委员,连任16年;之所以能自1993年至今一直被聘为英国放射防护杂志第一位来自中国的国际编辑顾问,都与母校数十年的热情支持和帮助密切相关。

    2007年1月我又是在北京大学医学部科学出版社基金资助下出版了中文专著《吸入钍尘对矿工健康影响与防治措施系列研究》,这是我国有史以来有关钍吸入防护的第一部中文专著。2008年8月,北医出版社再次资助我和程永娥校友出版同名英文专著A series of studies on the health effects and its protection measures of the miners inhaled thorium dusts,结束了美国专家R.E.Albert1966所著Thorium:its industrial hygiene aspects一书在国际上长达42年的空白。在国内外获得好评。中国辐射防护院研究员傅铁城教授在2007年第二期《稀土信息》上发表书评认为“这是一本里程碑式的好书”。美国西北太平洋实验室科学部主任Edmond Hui 博士主动为中文版在美国著名杂志Hearth Physics 上发表了长达两页的书评。在书评中作者首次披露,目前美国阿贡实验室保存着约20立方英尺的科研资料,这是美国科学家从1935年—1985年开展的一项历时50年由美国核管会(Nuclear regulatory commission)资助的研究课题,课题名称为“工业暴露于钍的健康效应“(Hearth effects of industrial exposure to thorium)。在书评中Hui博士认为:在Albert早先提供材料的基础上,陈兴安等对我们吸入钍尘健康效应的知识做出了很大贡献“。在书评的最后,作者认为中国人进行的这项矿山研究,代表了有关吸入钍尘健康效应的最重要分析(In my view,the Chinese studies represent the most important analyses on that health effects of inhaled thorium dusts)。美国专家在美国杂志上对中国中文专著主动发表评论是不多见的。美国阿贡实验室资深放射防护专家A.L.Keane 也在Hearth Physics 上为英文版发表了书评。对同名专著的中英文版均发表书评,反映了国际放射防护界对此书的重视。最令人鼓舞的是联合国原子辐射效应科学委员会2010年出版的2008年递交联合国的报告书第一卷UNSCEAR 2008 report V01.1 第284页第466节),引用了我们的成果,并把其英文版专著列为参考文献(C13)。这是辐射效应领域最权威国际学术机构对该成果的肯定。以上种种都说明:我领导的课题组的科学成就,已达到该领域的国际领先水平,这是和母校六十多年对我的培养教育和支持分不开的。我以唐·孟郊《游子吟》“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献给母校;并以《周易·乾》“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坤》”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自勉。

(作者:陈兴安1954年毕业于北医医疗系,毕业后成为北医卫生系苏联劳动卫生专家卡姆恰特诺夫的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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